合理补偿的一个最起码的标准是，获得补偿后能使原来的土地所有者的处境与征地前没有明显的差别，也就是说被征地者经过补偿安置后其生活水平不会下降。
（一）法律监督权是检察机关行使行政公诉权的权力来源法律监督权是一种专门性的权力，它是检察权的本质所在。三、我国检察机关行使行政公诉权的历史传统和现实依据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我国检察机关即对一些民事、行政诉讼案件实行了法律监督。
（一）行政公诉权的行使主体之模式争论我国理论界对行政公诉权行使主体的模式争论，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种：第一，多元公诉模式说，即认为确定行政公诉权的行使主体大体有三条途径：一是赋予普通公民以起诉权。因此，行政公诉权行使主体的选择必须具备以下两个条件：一是国家专门机关，即行政公诉中的公应指国家机关。之后，1954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4条以及该法第2章对于人民检察院如何行使这种职权在程序上的规定，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通过法律的形式明确了人民检察院对民事审判活动的起诉权和参诉权。在我国，不仅前述多元公诉模式说和二元公诉模式说均不可行，而且由行政机关、人大常委会或审判机关独立或分别行使行政公诉权的设想，则既不符合我国的宪政体制，也与权力分立和权力制约的基本原理相悖，而且存在一些难以克服的弊端：第一，行政机关行使行政公诉权的弊端。社会各界对检察职业的认同程度，特别是遍布全国的检察举报控告申诉网络能及时受理收集有关公益受损事件的线索，从而在案件来源上为检察机关行使行政公诉权奠定了基础。
扩大诉的利益范围是检察机关行使行政公诉权的首要前提。在这里，监督权转化为公诉权。党章属于党内规范体系，并且是党内规范体系中最根本的规则，而宪法属于国家法律规范体系，并且是国家法律规范体系中最根本的法律。
但也有学者指出，党不是国家组织，而法是一个国家范畴的概念，把国家的法直接用于党内不合适，容易混淆不同组织的界限和不同问题的性质，进而提出依规治党的论点{7}。(二)宪法的制定与修改体现党章精神——宪法有效实施的基础政党是公民和国家机关之间的桥梁。除了宪法对政党规范外，还有以单独的政党法形式来规制政党行为，就算没有专门的政党法，现代国家的选举法制内容大多也对诸政党设置着行为的规范。党章是最集中体现党的主张的政治章程。
马克思恩格斯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把人民当家作主的原则作为无产阶级的根本原则提了出来。还有学者认为党内法规的提法不妥，政党组织不拥有立法权限，党内条例不具备法规特征和党内法规的提法不能严谨、准确的反映党与宪法的关系{8}。
有了这个总纲，将更加促进全党的团结与统一{27}。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后，人民主权成为国家合法、正当统治的根本准则。宪法的制订与修改须体现党章蕴含的政治价值与理念。文革期间，九大与十大党章的价值观偏离了正常，那时的宪法也就名存实亡。
若党章具有宪法效力，那意味着党章是全国人民的根本大法。但必须注意的是，宪法的修改与党章的修改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更不是机械式的反映着党章的修改。当今绝大多数国家中，选举已成为政党上升为执政党的唯一合宪、合法途径。[6]毛泽东语：一个团体要有一个章程，一个国家也要【有个章程，宪法就是一个国家的总章程，是根本大法。
研究政治学、党史的学者大多对党内法规提法持认同态度，如有学者认为党内法规的提法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有充分根据的，其从历史、文本、语义学角度论证，并从法学角度，认为党内法规是软法的重要组成部分{6}。从历史点看，这份党章在党所领导的革命以及建国前期工作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是对过去党的工作的总结，更是有着对党未来执政的期许。
在反对专制统治时期，主张人民主权，让人民成为政治主角，充当起反专制的理论大旗。日本最高法院在1970年大法庭判决中曾谓：宪法所定的议会制民主主义若忽视政党，则无论如何是无法期待其圆滑运用，故宪法当然是预定着政党的存在{32}政党的基本功能在于辅助民意之凝聚与判断，并协助国民政治意志之建构。
指出八大党章是对革命时期与建国初期党的人民主权理论的全面总结。{32}现代国家用宪法规范政党已成为一种常态。从调整对象判断，须是一国最根本的国家与公民之间社会关系{18}。通过比较党章总纲与宪法序言，我们可以发现两者内容有着高度的契合点。这就极大地发展了我党建设中人民主权理论的内涵与外延，党与人民之间联结将更为广泛与强大。这样的提法虽有创意，而且作者也特意加注引号，以与真正的宪法、刑法等相区别，但事实上，这样的提法很容易陷入一些不必要的语义误区，最终创意不足，反而造成一些常识性概念间的混淆。
甚至都有学者认为党章就其内容和发挥的政治作用而言，必须被理解为中国不成文宪法的有机组成部分。姚岳绒，女，华东政法大学讲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宪法与行政法学。
历史选择中国共产党，靠的是民心而不是选票。随后的1993修宪在其序言第10自然段未增加同样的内容。
(二)党章总纲与宪法序言——党章与宪法的文本契合1945年七大召开，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通过了党在执政前的一个新党章。我国也早有学者提出过为政党立法的观点{12}。
无论一国宪法有无规定政党的内容，政党特别是执政党必须于宪法的范围内活动已是共识，也是执政权合法性的基础。作为道德整体的人民掌握主权的所有权，而且作为所有权的主权是抽象的、不可分的、不可代表的。其次从法律效力上，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是其他所有普通法律的立法基础，一切法律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若抵触则无效。荷兰两位学者对142部宪法的设问与统计中有比较客观的数据可以表明这种状态。
应该可以判定，这样的区别是刻意而非随意而为的观点。这一切执政地位的取得与执政活动的进行，都必须通过宪法。
1921年党的一大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其载明了党的性质、目标、原则等内容。宪法作为全国人民的根本大法，首先从内容上，宪法规定的是一个国家中最根本的制度与内容，调整的是国家与公民这一最根本的社会关系。
宪法是调整国家与公民之间社会关系的最高准则，这是宪法的本分。党章是全体党员的根本章程，具有党内的最高效力与最高权威。
从法律效力上看，须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是一切法律、法规的立法依据、是全国各族人民的最高准则。党内规范体系中，党章是根本性章程，是激励和规范全党行为的总章程{14}。此观点为德国学者H·Triepel所持，观点首见于其于1927年在柏林大学创立者威廉三世诞辰纪念演讲会上发表的《宪法与政党》文中。当今世界，可以说没有哪个国家的宪法不把人民主权作为宪法的基本原则进行宣告的，我国也不例外，人民主权亦是我国宪法的立国与建国基础。
就我国言，通过选举，确保党在全国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占大多数，进而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来影响或控制由其产生的行政机关、司法机关。{41}党章的历程蕴涵着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政治调控的最集中体现，而宪法历程展示的是一个国家法律治理的基本面貌。
宪法正文内容在于明确我国的基本国家制度、配置国家机关职权、保障公民权利等内容，一切都用于调整国家与公民这一根本社会关系，这是宪法的本分。正如亚里士多德说的：政策只能凭机会施行，真想解除一国的内忧，应该依靠良好的立法，不能依靠偶尔的机会。
而依前文有关党章的论述，党章不具备构成宪法的任何一个基础性要素。四次修宪的内容主要围绕着指导思想、社会主义理论与道路、统一战线以及中国经济建设与体制问题。
